[37]强世功博士所发现的四种中国宪法渊源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构成了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样态：规范性宪章是中国主权实际运行的体现，即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作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而将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力，在这样的宪政结构中，全国人大必然要履行橡皮图章职能，它是一种法律正当性的赋予职能，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图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就缺乏合法依据。

在囚徒困境中，虽然数学演算上的单个囚犯利益之和等于团体利益（所有囚犯利益，其实也就是两个囚犯的利益），但是如果没有团体一致的行动，理想中的团体利益（也就是两个囚犯的最大利益）一定不会变为现实。由此，公法权力可以任意剥夺私法权利，而私法权利也不能有效对抗来自公法权力的侵害3.政府功能定位不够准确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强力是内因，农民的无力以及第三方制衡力量的欠缺则是外因。法院处理纠纷时不能偏听偏信。但现实国家往往与理想国家有一定距离，对于没有任何普通民众能享受其好处的所谓国家利益，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公共利益，我们要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因农民到市政府、铁路及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静坐、请愿而引发的事件有8起，占总数的9.2%。但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直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或者在市场本身运转良好时积极干预市场的发展。

《物权法》颁布后，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成为征收客体。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75页。2007年的《物权法》对征收与征用的差异揭示得最为明显：该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它不动产。

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国家存在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就是要保障个人利益（保障个人利益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和保障公共利益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国家自身的存在具有完全的正当性，由此，作为国家目的的公共利益就延伸到作为工具的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本身也就当然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再次要在公平的基础上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第二，流动性增强以及电视等大众传媒的逐渐普及，使得农民眼界开阔，对世界人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原有的共识包括道德共识被打破，道德观念越来越多元，共同语言在减少。其次要消除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对所有公民实行国民待遇。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地矛盾开始使得规范的潜在冲突现实化。在各种对策中，根据与征收问题的关联度的不同，可分为直接对策与间接对策。

虽然《城乡规划法》要求规划在报批之前要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如是镇，则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但该审议意见仅供研究处理之用，同时也没有指示其作有关公益目的的审议。最后，现在许多中国基层农村的自治，实质上属于一种（地方）权威性自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村民）代表性自治，其立足点仍然是村干部的管制，而非真正的自治， 因而并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意志和利益，多数情况下也不太可能支持农民向政府抗争。在征收过程中应赋予利害关系人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申请回避权，应允许被征收人及利害关系人聘请律师参与征收过程，征收机关应为律师工作提供便利，（5）公正补偿原则国家征收土地，并非违法行为，而是基于合法原因。我们同样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我们不能接受共同体主义者对人类无知的漠视与对自身理性的狂妄自大，尤其不能接受将国家视为终极价值之所在的论调，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虽然这种公共利益难以认识清楚，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辨识，至少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

其二，征收制度不能视为公共财产的附带制度（W.Weber所言）。《土地管理法》第47条关于补偿标准的规定一共有七款，分别是：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有些人钻了短期和长期的空子，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变成短期行为，阻断它们变成长期行为。近几年查处的高官腐败案，大多与此有关。

第二个难题更为根本，它首先来自于肯尼斯•阿罗，又被博弈论的某些研究结论所支持。特别是牵涉到拆迁问题时，有关部门为分化农民，对积极搬迁的农民予以多分，而对消极对抗的农民少分甚至不分。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明显过热、泡沫严重，影响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总体而言，有关征地的法律制度仍极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

据相关专家估计，在目前的农业生产力条件下，要维持我国的粮食安全，最少应保证18亿亩耕地。此外，不当征地还产生了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等不良后果。[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4页。在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和美国的富豪榜上地产商缺席前40名不同，在内地的前400名富豪中，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其中前10名富豪中有4人投资的行业是房地产业。对历史上的个人主义者（如洛克、边沁、诺齐克等等）来说，法律和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主义终极目的之工具，是最普遍之目的性的技术性处分，是必然的痛疾。这一目标对于证成权力自身的正当性，既是必要理由，也是充分理由（权力的合法性另有其根源）。

此外，政府对网络及传媒的控制非常严密，使得后者对政府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此外，根据对策的属性不同，还有行政对策、法律对策和社会文化对策之分，下面即按这一分类方法分述之，重点探讨法律对策。

但是，国家合法的征地行为，毕竟给被征收人造成了特别的损失。征收是政府剥夺人民财产权的行为，需要极其慎重从事，由政府自身制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来实施自我约束，是否妥当，值得怀疑。

其次，对于共同体主义者来说，来自认识论上的难题同样难以解决，而历史上的教训更是不容回避。其五，特定情况下可能国库空虚，难以支付完全补偿。

（三）引发的不良后果土地征收中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引发了其它更为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1.耕地急剧减少，危及粮食安全由于征收过滥，大量耕地被占。具体到土地征收上来说，永久性地剥夺某种地上用益物权或过度限制、剥夺某种土地所有权权能，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土地征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立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政治学》开篇，颜一、秦典华译）。（2）进一步明确农民的集体成员权成员资格不确定，导致分配状况混乱、分配纠纷不断。

阿罗运用数理逻辑方法成功地论证了不可能性定理：完善的民主制度、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1956年国务院《关于纠正与防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现象的通知》中提到，据武汉、长沙、北京、杭州、成都和河北等五市一省部分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共征用土地十万一千多亩，浪费的即达四万一千多亩，占征用土地总数的40%以上。

可以是投资补偿，也可以是歇业、停业补偿、营业规模缩小补偿、营业迁移费用补偿等。而深化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高度统一、降低行政开支等，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补偿标准、缩小征地成本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之间的利差，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的征收冲动。

农民原子化的原因有：第一，在工商业化大潮中，原来职业与身份高度统一的农民，开始出现了职业与身份分离的现象。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严格控制公益性征地的适用范围。

《土地管理法》第5章的规定有这样三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建设用地原则上必须是国有土地，仅允许三种例外情况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鉴于我们的中心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所以以外因的探讨为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原因就不重要，相反，有些内因可能更为重要。国家将征收所得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非公益建设用地的厂商，获取土地出让金。博弈论所揭示的囚徒困境，更是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个体理性很可能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激化了政府与被征地农民、开发商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要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土地征收法》，尽量作出相对详尽细致、公平合理、没有矛盾冲突的规定。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并不是一项简单的财产（土地并非单个农民的私有财产），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活保障工具。

对于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纵向看，农业税减免，政府对农民的要求减少。